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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刑法规范总整理”公号

山东聊城于欢刺死辱母者案一审判决后，引发社会极大关注，各方反响强烈。3月26日，中央和山东省有关政法单位密集发声回应：山东省高级法院通报，已受理于欢等人上诉，将依照法定程序审理。最高检察院表态，已派员赴山东调查此案，对于欢的行为是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将审查认定；对警察在此案执法过程中存在失职渎职行为，将调查处理。山东省公安厅也表示，已派出工作组，赴当地对民警处警和案件办理情况进行核查。

刑法理论界也有不少专家学者以各种方式对此案发表评论和意见，现撷取部分学者的评论供参考。

赵秉志教授：于欢防卫过当应显著减轻处罚

（赵秉志，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赵秉志教授阅读了本案一审判决书全文和有关新闻报道。他在接受采访时对财新记者表示：“本案性质上是故意伤害，但是以单纯的故意伤害定罪，还是以防卫过当的故意伤害定罪，是不一样的。以单纯的故意伤害、否定行为人的防卫前提来定罪判刑，我认为是不准确的；一审判决所谓从轻量刑判处无期徒刑，我认为也是量刑畸重的。”

正当防卫是中国《刑法》第20条规定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指的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刑法》第20条同时还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赵秉志认为，结合本案看，于欢构成防卫过当。判决书认为不存在防卫的前提，不构成防卫的紧迫性，“这是不对的”。

赵秉志解释说，按照一审判决书的描述和认定，于欢和他的母亲实际上受到了三种正在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的侵害，第一是限制乃至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这是一种非法拘禁的违法犯罪行为；第二是侮辱行为，包括语言侮辱和行动的侮辱，这种侮辱也是违法犯罪行为；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警察离开房间时对方不让于欢和他母亲走，还殴打他。而且，警察来了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在于欢母亲受到违法犯罪行为现实侵害的情况下，他感到情势比较危险亦义愤填膺，他基于保护自己母亲合法权益和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对围在自己身边要群殴他的几个违法犯罪分子展开反击，刺死刺伤了他们。这完全是基于正当防卫目的的反击违法犯罪行为的案件，不能否认其正当防卫的前提存在。

赵秉志进一步表示，至于在这种情况下于欢拿起武器进行防卫，不能说因为对方没有凶器，他就不能用武器。因为对方人多势众，而且对方已实施多种违法犯罪行为。但是，于欢的防卫行为导致了对方死亡一人、重伤两人、轻伤一人这样的严重后果，应该说，尽管有防卫的前提，但于欢的行为还是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造成了重大损害，符合《刑法》第20条第2款防卫过当的规定，因而应当以防卫过当构成的故意伤害罪定性，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那么，究竟应当选择适用减轻处罚还是免除处罚？本案在一死二重伤一轻伤的情况下，如果免除刑事处罚，也许会失之过宽；而适用减轻处罚，较为稳妥与公正。但一审判决只是略为从轻处罚，只考虑对方的过错，没有考虑到防卫因素，没有给予减轻处罚，显然是处罚过重了。”赵秉志表示，“按照法律规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应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那么减轻处罚就是要低于10年有期徒刑，而且我主张可以考虑较为显著地减轻处罚。”

赵秉志表示，本案涉及正当防卫制度，涉及法理、情理和伦理，其一审判决不当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也已受到最高司法机关和山东省司法机关的重视，相信二审会有公正的裁判。（来源：财新网）

阮齐林教授：于欢伤害致死案之我见

（阮齐林，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

正当防卫紧迫性的核心是，公民遭到侵害不能得到公权力救济时，允许公民武力自救（自卫）。报警求助且警察已到，但无济于事。想借警察到场之机继续求助受到阻拦，此时诉诸武力自救，具有紧迫性。自对方而言，自始自终对于欢母子实行非法拘禁侮辱殴打逼债，且看不到结束和逐步升级正在进行中，对此不法侵害之徒，实施打击是对不法侵害的打击，也符合防卫的前提条件。不法侵害人人数众多，处于绝对优势，所以导致被侵害方更加激烈的反击。说简单点，这帮恶人恶行应当被评价为不法侵害，属于可以实施防卫的范围。

我认为于欢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过当，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于欢致人死伤后，交出刀子、随警察到派出所接受进一步调查，符合办理自首立功案意见第一条规定的地（二）项规定，知道有人报案留在现场接受调查的情形，成立自首。另，为索债而扣押人质，属于非法拘禁犯罪行为，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因此应当追究索债人的刑事责任。另被害人从事暴力讨债，应当预见到可能招致报复，反抗，因此应当承担相当的责任。自担大部风险。辱人者招杀身之祸乃咎由自取。其雇主难辞其咎。高利贷乃罪恶源头，强烈要求制定法律将高利贷入罪。

暴力逼债屡禁不止，游走于法律的边缘，公权力不便管，不好管。高利贷者和暴力逼债者越发有恃无恐。被暴力逼债者不得不自力救济。认可暴力逼债的不法侵害性质、被逼债者反击行为的防卫性质，有利于制约暴力逼债行为。（来源：阮齐林教授微博）

邱兴隆教授：五问刺死辱母者案——限于法教义学的分析

（邱兴隆，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与河北贾敬龙案、天津气枪大妈案等一样，山东刺死辱母者案注定会成为舆论的焦点。原因很简单，一审所做的无期徒刑判决，严重冲击了民众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民众基于情理与伦理所能接受的度。但是，在法治语境下，对犯罪与判决的评价更多的应该是一种理性的法律评价，而不是一种感性的情理与伦理评价。基于这一考量，立足于基本事实、相关法律规定与法理，对本案一审判决与判由做一不游离纯法教义学太远的分析，也许对于促成二审法院将本案的审理拉回法治的轨道，做出符合法意与法理的终审判决，更有裨益。

一、杀人还是伤害：一审定性准确

大凡情绪冲动下的致人死伤的案件，尤其是急于义愤的致人死亡的案件，在定性上均会遭遇是杀人还是伤害之困。本案亦不例外：被害方及其代理人以被告人持刀连续捅刺致1人死亡2人重伤为由，认为本案应定性为故意杀人罪。但控方认为，本案虽有死亡结果的存在，但基于本案发生的背景，应当定性为故意伤害。一审支持控方所控，认定本案属于故意伤害。

在如本案一样的急于义愤的致死案件中，对于定性最重要的不是看有无死亡结果的发生，而在于对个案发生的背景的全面分析与综合判断，因此，被告人在犯罪前、犯罪中与犯罪后的所作所为成为分析案情与判断定性的关键。在本案中，被告人在犯罪前没有任何施暴的心理与行动准备，加害行为实属事发突然；在行为过程中，所持工具虽系足以致死的水果刀，但系情急之中就地取材，并非可以选择，且正如一审所正确指出的一样，被告人虽对多人实施了刺击，但对单个被害人没有刺击的连续性，足以表明被告人不持有非致人于死不可的杀人心态，尤其是，在“一顿乱捅”的状态下，被告人对所实施的刺激部位并无明确的选择，更辅证了其不是基于杀人心理支配下选择致命部位而刺击之；在犯罪后，面对被害方仓皇逃离，被告人本可继续追击却原地等待，束手就擒，也印证了被告人适可而止，不具有杀人的故意。因此，一审将本案定性为故意伤害而非故意杀人，于法于理均无可挑剔。

二、有无防卫前提：一审逻辑混乱

面对辩护人关于本案系正当防卫的辩护意见，一审做出了否定的回应，其判由是，“虽然当时其人身自由权利受到限制，也遭遇对方辱骂与侮辱，但对方的人没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和其母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所以于欢持尖刀捅刺被害人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上的不法侵害前提”。

以上判由，无论是从事实认定还是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看，都似是而非，凸显出逻辑上的混乱。

一方面，在我国刑法语境下，防卫分为一般防卫与特殊防卫。就防卫的前提条件而言，一般防卫与特殊防卫不属于同一关系。有一般防卫的前提不等于有特殊防卫的前提，但有特殊防卫的前提肯定满足一般防卫的前提，两者属于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一审判决所否定的只是本案中实施特殊防卫的前提，但并未否定一般防卫的前提。因为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现实危险的存在只是特殊防卫的前提条件，对其的否定，不等于其他权益被侵害的现实危险也不存在。因此，在逻辑上，一审判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另一方面，在本案中，被害人的行为可能涉嫌对被告人方的四方面的权益的侵害：（1）公司经营秩序，因为在公司里摆烧烤摊与喝酒吃烧烤、多人结伙闯入公司办公场所等属于扰乱公司经营秩序的寻衅滋事行为；（2）人身自由权，因为存在典型的非法拘禁行为；（3）人格名誉权，因为存在对被告人之母的当众侮辱言行；（4）健康权，因为有过对被告人的殴打行为。

仅就（3）与（4）而言，一审判由基本成立。因为无论被害方对被告人之母所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言行侮辱，也无论对被告人所施加的殴打有何严重，其均已终止于警察到达现场之后，作为防卫前提的不法侵害因已告完结而不复存在。然而，被害方并未因警察的介入而离开现场，也未放弃其在办公室内的滋事行为与对被告人方面的非法拘禁状态，尤其是在被告人方面试图随警察离开现场，摆脱被非法拘禁状态时，被害方还公然将被告人方拉回，将其置于继续拘禁状态。而寻衅滋事与非法拘禁都是不法乃至犯罪行为，其无疑属于作为法定防卫前提的“不法侵害”。

综上，本案中，尽管针对侮辱与殴打行为的防卫前提在警察到达后即已不复存在，但针对寻衅滋事与非法拘禁的防卫前提则即使在警察离开后依然存在。一审以被害方无人持有行凶的工具与派出所已经出警为由所否定的只能是针对已告终结的侮辱与殴打行为的防卫前提，而无法否定针对寻衅滋事与非法拘禁的防卫前提。

三、有无防卫过当：一审疏于考量

应该不争的是，在具备防卫的前提的情况下，无论所采取的是什么样的反制行为，也无论其造成的后果如何严重，反制行为都属于具有防卫性质的行为。需要考量的仅在于，防卫行为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当防卫行为未超过法定的必要限度，其便具有阻却刑事责任分的正当性而属于正当防卫。一旦防卫行为超出了法定的必要限制，其便不具有阻却刑事责任的正当性而属于防卫过当。

在本案中，确如一审判由所言，被告人方面在出警后未遭遇任何针对生命与健康权的不法侵害，其不具备特殊防卫的前提条件，因而不具有实施特殊防卫的权利。其所采取的防卫行为是否正当，不得适用特殊防卫阻却刑事责任的法定评判标准。因为刑法关于在遭遇暴力侵犯的情况下所实施的反击行为造成不法侵犯者重伤、死亡的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其反对解释是，遭遇非暴力侵犯的情况下所实施的反击行为造成不法侵犯者重伤、死亡的应负刑事责任。

可见，本案被告人是在具有一般防卫的前提条件下采取了只有在特殊防卫的情况下才可阻却刑事责任的防卫行为，因不符合特殊防卫的成立条件而不属于正当防卫。但正由于其具备一般防卫的前提条件，所实施的行为具有防卫的性质，却造成了超过必要限度的伤亡后果，因此，其同时符合防卫过当的成立条件。相应地，将被告人的行为定性为防卫过当情况下的故意伤害罪，当是一个不争的结论。一审在认定被告人构成故意伤害罪，否认其属于正当防卫同时，没有将其是否构成防卫过当纳入考量范围，显属一种不应有的疏忽。

四、量刑是否畸重：一审显然失当

按照刑法的规定与死刑司法惯例，在不具备法定与酌定从轻情节的情况下，对于造成1死2重伤的故意伤害案，判处死刑是常例，判处死缓是例外。在本案中，一审基于被告人坦白认罪与被害人具有重大过错，而对从轻判处无期徒刑，表面看来似无不当。

然而，正由于一审在否认被告人构成正当防卫的同时，没有认定其构成防卫过当，因而在量刑时根本没有以被告人具备防卫过当这一法定情节为由依法对其减轻或免除处罚，所做的无期徒刑判决明显罚不当罪，因量刑畸重而失当。

五、应否减轻处罚：二审应予改判

既然疏于认定防卫过当，量刑时未做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考量，是一审明显的失误，那么，撤销一审判决的量刑部分，对被告人改判轻刑，当是二审应然而必然的选择。

鉴于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关于防卫过当的从宽处罚的幅度是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本案所造成的1死2重伤的结果过于严重，适用免除处罚显然不现实，减轻处罚当是二审应有的选择。而一旦减轻处罚，二审的量刑当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幅度内进行。考虑到除防卫过当之外，本案还有一审已认定的坦白与被害人明显过错的法定与酌定从轻情节，在该幅度内，二审判决还应做出从轻的考量，即处以该幅度内的相对较轻的刑期。而且，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参照类似情况下的众多司法判例，二审即使改判被告人三年有期徒刑同时宣告缓刑，也于法有据，与例相符，因而尽在情理之中。（来源：醒龙法律人公号）

李翔教授：正义者毋庸向非正义者低头——兼论正当防卫中的“不法侵害”

（李翔，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

一个看似普通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刑事案件判决，经有关媒体报道后，迅速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为什么一份判决会引起如此之高的关注？难道真的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闲着也是闲着，没事找事？其实，近段时间以来，甚至还不仅仅是近段时间以来——一直以来，很多刑事案件的司法处理结论，不被社会公众所认同，天津“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内蒙